用照片讲述中国故事,这才是纪实摄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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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著名摄影家王文澜,人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他的《京味》《名人透视》《流动的长城》《自行车的日子》等画面,虽然捕捉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瞬间和常见的社会面貌,却在他的镜头中显得那么意味深长。40余年摄影人生,在一幅幅照片中找到了时代走过的印迹。
Q:《数码世界》杂志:众所周知,您不仅是著名摄影家,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摄影活动组织者。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《百名摄影师聚焦新中国70年》画册的出版发行,成为摄影界献给祖国70华诞的一份厚礼。请问您策划、组织这本画册的初衷是什么?您认为这本画册中凝结了摄影人怎样的家国情怀?
A:王文澜:我们在10年前,已经成功编辑出版了《百名摄影师聚焦中国》的画册,并且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了巡展,获得外国读者与观众的好评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了多项策划与广泛征稿,得到了摄影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。已故摄影师的家属应邀送来我们选中的历史名作,许多老摄影家也翻出饱含年代感的珍贵藏品。在众多来稿中,画册只能在300多幅图片中有限地展示70年的跨度。从胶片到数码,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各方面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。在建国后的发展进程中,伟大祖国历尽沧桑,峰回路转,攻艰克难,改革开放。画册的每幅图片都接地气,触摸时代的脉博,细品生活的滋味,柴米油盐酱醋茶,各方面都有形象的展示,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更有富于表现力的生动体验。通过新老年代的照片对话,呈现出跨世纪中国人民生活的多彩画卷。
Q:《数码世界》杂志:您在几十年的摄影实践中,可谓独树一帜、佳作不断。请您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,您是如何走上摄影这条艺术道路的?
A:王文澜:我最初接触摄影,是受舅舅韩学章的影响,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第一批会员。小时候到他家里,看到他从自制暗房里,取出水洗后的放大照片用玻璃板上光,里面就有给我们拍的照片,看上去一张相纸从无到有,简直神秘极了。文化大革命初期,停课在家,我就借朋友相机开始了到此一游的拍照,北京郊区的景点名胜跑了个遍。用吃饭的盘子碗筷显定影,动手自制印相放大机,用的胶卷是保定代代红电影胶片,相纸是印制毛主席像裁下的纸边。后来上山下乡,自己买了一个8块钱的华山牌相机,还真用它拍了华山的风光。当时眼界狭窄,国外的经典接触不到,国内的佳作也见得不多,手里的相机只是娱乐工具,没有做出更重要的扩展。那些年,暗房的基本功倒是练得挺扎实,拍摄也只是起步阶段,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追求,和艺术沾不上边。
Q:《数码世界》杂志:纵观您的摄影作品,我们发现,您的创作主题和关注的焦点也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发生变化的。请问您这些年来的摄影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A:王文澜:转折点在1976年。从年初周总理逝世、接连而至的四五运动、唐山大地震、毛主席逝世,直到10月粉碎四人帮。在这之前,我的镜头专拍自己,对周围的一切漠视无为。在那一年,手中的镜头离开了自己,转向了别人,对准了社会。时代的剧烈变革触动改变了我置身于外的麻木,开始了还不那么自觉与理性的记录。眼前发生的事情一个比一个急,一次比一次大,来不及思索,甚至来不及反应,好在无论如何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忆,深深为以前因当局者迷,错失瞬息即逝的影像而悔恨。摄影和电影、音乐都是时间艺术,其他的可以重新再来,摄影则过期作废。所以我反思要适时按下快门,让时间停下来。回想起来,从那时起,我敲开了新闻摄影之门。
Q:《数码世界》杂志:尽管您的作品捕捉的大多是普通人的生活瞬间和常见的社会面貌,我们却在您的镜头中看到了时代的印迹,每一幅作品都意味深长。请结合您的代表作谈谈您是如何通过镜头去诠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、人与时代的关系的?
A:王文澜:拍照起步阶段关心的都是技术问题,从照相器材到暗房工艺,乐此不疲、发烧上瘾。后来从事新闻采访,技术不那么重要了,我追求具有震撼力的决定性瞬间,照片要吸引眼球,一目了然,所有的技术应用要为画面的动感服务。然而现实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平静的,突发性事件只是极少概率,所以冲击力又不那么重要了。我渐渐地心平气和,以静制动,开始静静地按下快门。来到新世纪,摄影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,阅读、欣赏、聆听、笔记,其中的意境让我着迷,拍照只是有感而发,随思而为。这时,生活的一切构成了照片里的日子。
Q:《数码世界》杂志:在“读图时代”的今天,任何一家媒体都清楚图片的重要性。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,《中国日报》对图片的关注和对图片的判断能力,对于媒体的图片意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,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史上成为载入史册的一笔。您为什么在80年代就产生了如此敏锐的图片意识?
A:王文澜: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?如何通过我们的报道让中国走向世界?《中国日报》在改革开放初期做了大胆有益的尝试与创新。当时报刊对图片的习惯是配文使用,而且尺寸很小。外国读者反映:你们报纸上的照片僵化呆板,见物不见人,即使有人,也是摆出姿式,拍得很虚假,我们十分关注普通百姓真实的日常生活。
Q:《数码世界》杂志:随着数码相机和手机摄影的普及,摄影的主体早已从艺术家、专业摄影师拓展到普通百姓,每个人都是摄影者。您如何评价大众摄影时代摄影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?
A:王文澜:在互联网时代,手机拍摄功能的提高推动了全民摄影的普及,摄影术发明者尼埃普斯与达盖尔也不会想到,180年后遥远的东方,会有上亿的摄影爱好者。每个人的手机都是信息发布平台,拍到的小事与大事都可以成为新闻素材。拍照有相当的偶然性,一个初学者可以拍出具有专业水准的照片。摄影工作者处在这样竞争激烈此起彼伏的环境中,时刻都会面临各种挑战。相比之下,我拿起相机比较早,可能跟不上时代的节奏,相比当代观念,我显得固守传统。但是我计划从1976年拍到2026年,这是跨世纪的50年,我要坚持拍下去,力争完成一个摄影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影像纪实。
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,参加过“四·五”运动、唐山大地震、老山前线、抗洪救灾等突发性新闻采访和党代会、全国人大、政协、各国首脑访华等重大国事新闻报道。在全国新闻摄影优秀作品评选中获金、银、铜牌奖及中国新闻奖。荣获全国十佳摄影记者、全国十佳体育摄影记者、全国人像摄影十杰、中国新闻摄影学术贡献奖。先后担任全国影展、国际影展、新闻影展、中国摄影金像奖和国家图书奖评委。
策划编辑出版《京味》、《名人透视》、《流动的长城》、《瞬间》、《中国纪事》、《自行车的日子》、《偶然》、《地平线》、《家国细节》、《动感亚洲》、《时代肖像》、《观澜——一位摄影记者眼中的改革开放》。
2003年至2019年先后策划、编辑、出版“百名摄影师聚焦系列画册”近20本摄影集。中国美术馆举办《广场漫步》和《中外新闻人像》摄影展览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、北京大学、中国新闻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、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高校及新闻单位讲授新闻摄影。
注:此文发表在《数码世界》杂志2019第十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