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：《数码世界》杂志：众所周知，您不仅是著名摄影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摄影活动组织者。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《百名摄影师聚焦新中国70年》画册的出版发行，成为摄影界献给祖国70华诞的一份厚礼。请问您策划、组织这本画册的初衷是什么？您认为这本画册中凝结了摄影人怎样的家国情怀？

A：王文澜：我们在10年前，已经成功编辑出版了《百名摄影师聚焦中国》的画册，并且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了巡展，获得外国读者与观众的好评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了多项策划与广泛征稿，得到了摄影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。已故摄影师的家属应邀送来我们选中的历史名作，许多老摄影家也翻出饱含年代感的珍贵藏品。在众多来稿中，画册只能在300多幅图片中有限地展示70年的跨度。从胶片到数码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各方面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。在建国后的发展进程中，伟大祖国历尽沧桑，峰回路转，攻艰克难，改革开放。画册的每幅图片都接地气，触摸时代的脉博，细品生活的滋味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各方面都有形象的展示，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更有富于表现力的生动体验。通过新老年代的照片对话，呈现出跨世纪中国人民生活的多彩画卷。

Q：《数码世界》杂志：您在几十年的摄影实践中，可谓独树一帜、佳作不断。请您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，您是如何走上摄影这条艺术道路的？

A：王文澜：我最初接触摄影，是受舅舅韩学章的影响，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第一批会员。小时候到他家里，看到他从自制暗房里，取出水洗后的放大照片用玻璃板上光，里面就有给我们拍的照片，看上去一张相纸从无到有，简直神秘极了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停课在家，我就借朋友相机开始了到此一游的拍照，北京郊区的景点名胜跑了个遍。用吃饭的盘子碗筷显定影，动手自制印相放大机，用的胶卷是保定代代红电影胶片，相纸是印制毛主席像裁下的纸边。后来上山下乡，自己买了一个8块钱的华山牌相机，还真用它拍了华山的风光。当时眼界狭窄，国外的经典接触不到，国内的佳作也见得不多，手里的相机只是娱乐工具，没有做出更重要的扩展。那些年，暗房的基本功倒是练得挺扎实，拍摄也只是起步阶段，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追求，和艺术沾不上边。

Q：《数码世界》杂志：纵观您的摄影作品，我们发现，您的创作主题和关注的焦点也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发生变化的。请问您这些年来的摄影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A：王文澜：转折点在1976年。从年初周总理逝世、接连而至的四五运动、唐山大地震、毛主席逝世，直到10月粉碎四人帮。在这之前，我的镜头专拍自己，对周围的一切漠视无为。在那一年，手中的镜头离开了自己，转向了别人，对准了社会。时代的剧烈变革触动改变了我置身于外的麻木，开始了还不那么自觉与理性的记录。眼前发生的事情一个比一个急，一次比一次大，来不及思索，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好在无论如何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忆，深深为以前因当局者迷，错失瞬息即逝的影像而悔恨。摄影和电影、音乐都是时间艺术，其他的可以重新再来，摄影则过期作废。所以我反思要适时按下快门，让时间停下来。回想起来，从那时起，我敲开了新闻摄影之门。

Q：《数码世界》杂志：尽管您的作品捕捉的大多是普通人的生活瞬间和常见的社会面貌，我们却在您的镜头中看到了时代的印迹，每一幅作品都意味深长。请结合您的代表作谈谈您是如何通过镜头去诠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、人与时代的关系的？

A：王文澜：拍照起步阶段关心的都是技术问题，从照相器材到暗房工艺，乐此不疲、发烧上瘾。后来从事新闻采访，技术不那么重要了，我追求具有震撼力的决定性瞬间，照片要吸引眼球，一目了然，所有的技术应用要为画面的动感服务。然而现实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平静的，突发性事件只是极少概率，所以冲击力又不那么重要了。我渐渐地心平气和，以静制动，开始静静地按下快门。来到新世纪，摄影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，阅读、欣赏、聆听、笔记，其中的意境让我着迷，拍照只是有感而发，随思而为。这时，生活的一切构成了照片里的日子。

Q：《数码世界》杂志：在“读图时代”的今天，任何一家媒体都清楚图片的重要性。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《中国日报》对图片的关注和对图片的判断能力，对于媒体的图片意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史上成为载入史册的一笔。您为什么在80年代就产生了如此敏锐的图片意识？

A：王文澜：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？如何通过我们的报道让中国走向世界？《中国日报》在改革开放初期做了大胆有益的尝试与创新。当时报刊对图片的习惯是配文使用，而且尺寸很小。外国读者反映：你们报纸上的照片僵化呆板，见物不见人，即使有人，也是摆出姿式，拍得很虚假，我们十分关注普通百姓真实的日常生活。

Q：《数码世界》杂志：随着数码相机和手机摄影的普及，摄影的主体早已从艺术家、专业摄影师拓展到普通百姓，每个人都是摄影者。您如何评价大众摄影时代摄影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？

A：王文澜：在互联网时代，手机拍摄功能的提高推动了全民摄影的普及，摄影术发明者尼埃普斯与达盖尔也不会想到，180年后遥远的东方，会有上亿的摄影爱好者。每个人的手机都是信息发布平台，拍到的小事与大事都可以成为新闻素材。拍照有相当的偶然性，一个初学者可以拍出具有专业水准的照片。摄影工作者处在这样竞争激烈此起彼伏的环境中，时刻都会面临各种挑战。相比之下，我拿起相机比较早，可能跟不上时代的节奏，相比当代观念，我显得固守传统。但是我计划从1976年拍到2026年，这是跨世纪的50年，我要坚持拍下去，力争完成一个摄影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影像纪实。